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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15日起，京津冀三地新闻广播携手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京津冀地区的抗战故事》，让我们用声音穿越烽火岁月，重温抗战英烈同仇敌忾、勇御外侮的光辉历史，见证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壮阔征程。 位于河北省唐县的晋察冀烈士陵园，苍松翠柏环绕，这里长眠着一位不远万里，从奥地利来到中国的国际战士——傅莱。从维也纳的热血青年到晋察冀的白衣战士，从天津租界的秘密运输员到延安窑洞的初制青霉素研制者，傅莱的生命轨迹与中国抗战的烽火紧密交织，他与白求恩、柯棣华等许多国际友人一样，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结下了深厚友谊，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傅莱在中国度过了65载难忘岁月，他也成为党龄最长的外籍党员！ 傅莱，原名理查德•石泰因（Richard Stein），1920年2月11号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犹太家庭。 少年时代，他目睹纳粹铁蹄践踏欧洲，毅然投身反法西斯斗争，自学医学积累经验。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后，傅莱因参与地下反纳粹活动登上盖世太保黑名单，被迫在24小时之内逃离家乡。 在奥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18岁的傅莱离开故乡维也纳，辗转瑞士、意大利一个多月，最终在1939年1月15号抵达上海。此时，中国全面抗战已爆发一年多时间，傅莱深知：唯有投奔中国领导下的八路军队伍，才能实现他“以医救国”的理想。 很快，傅莱与北平地下党取得了联系。考虑到他的医生身份，北平地下党给他的任务是利用在医院行医的方便条件，主要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平西抗日根据地采购和运送部队急需的药品。在天津近两年的时间里，傅莱不畏艰险和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天津市委党校地方党史研究处工作人员曹冬梅讲述了傅莱为平西抗日根据地送药的故事： 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期间，平西抗日根据地急需大量的奎宁、消炎粉和红药水，而天津的日伪当局也加紧了对外出物资的封锁，企图彻底断绝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原来的输送渠道已不可能。傅莱这时候就打听到，此时德租界的商人正好有一批化妆品要运送到北平。于是他急中生智，与德国商人取得联系，称自己也有一批物资要运到北平，希望能与他们的物资同行。在获得同意后，傅莱对药品进行严密的包装，同时通知北平地下党派人接站。随后，他亲自护送药品到天津车站。由于当时日本与德国同属“轴心国”，因此日伪当局对这批物资不进行严格的检查。就这样，这批药品在傅菜的周密安排下，从日军的眼皮底下顺利地通过了关卡，并安全地运送到平西抗日根据地，为百团大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已不再是安全的地方，运送药品的工作也慢慢变得困难，在此情况下，北平地下党决定傅菜立即撤出天津。秋日的一天，傅莱先后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护送下，辗转北海公园、颐和园、骑自行车取道门头沟妙峰山，紧跟在一个提着机枪的八路军后面，被夹在队伍中间，跑过日寇的封锁线，经过危险而艰辛的跋涉，日夜兼程，终于在第二天凌晨抵达了平西抗日根据地。 天津犹太人历史研究专家宋安娜认为，这一夜奔袭，凸显了傅莱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坚定信念： 地下党的交通员接上他，当夜从北京爬妙峰山，爬着跑上去的，跑得特别快。他那时候穿了一个皮夹克，交通员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跑，一夜就没有停，到了快黎明的时候，就进入人家堡垒后，撂到炕上，烧的热炕就睡着了，就没有一点力气。等第二天睁眼站起来的时候，就听见一个非常奇怪的声音，啪啪啪特别清脆，就像树皮一片片往下掉一样。他皮夹克被汗浸得透透的，然后又在热炕上烤，整个真是像树皮一样一片片掉落。跑得这么拼命，一个是安全的问题，很可能随时和鬼子遭遇，一个就是他的心，他真是一心一意拼命要加入八路军，就是要到抗战第一线，去打日本法西斯。他的参战目的特别明确，这是我遇到的所有的在天津的犹太难民中，最能够在我心里留下强烈印象的一个标识。 就这样，一路行军，先后辗转了八路军平西司令部，晋察冀第一、第三、第四军分区的傅莱，终于在1941年12月，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司令员热烈欢迎了他，并亲自为这位1米92大个子的“洋战士”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傅莱。 他到了晋察冀边区以后，司令员就接待了他们，谈到他的一些特长，他能做什么，其中都提到他的名字。根据德语中“自由”一词的发音给他起了“frey”这一个名字，并亲切地对理查德说，你离开法西斯铁蹄下的祖国来到中国参加我们的八路军，从而获得了自由，叫这一个名字很好。傅莱也很钟爱这一个名字，后来索性将自己的姓氏从“理查德•石泰因”改为“理查德•傅莱”（Richard Frey），“傅莱”这一个名字就一直用下来了。 司令员考虑到傅莱的医学特长，把他安排在晋察冀军区创办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当了一名教师。他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同印度援华大夫柯棣华一起，千方百计克服教材和试验器材匮乏的困难，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医务工作人员和医务干部。 他还致力于传染病的治疗和研究，学习中医中药学，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救治了众多的抗日军民，被人们称为“活着的白求恩”。 右起：江一真（晋察冀白求恩学校校长）、柯棣华、傅莱、殷希彭（晋察冀白求恩学校副校长）在葛公村大操场的合影 由于当时生活条件恶劣，日寇层层封锁解放区，药品极度匮乏，疟疾、麻疹等传染病猖獗，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奎宁却非常稀少，部队传染病减员甚至超过了战斗减员，傅莱听说针灸可以治疗疟疾，就跟一位老中医吕洛一虚心学习针灸穴位和针法，尝试用针灸加草药的方法治疗疟疾，并用缝衣针替代稀缺的针灸针，这个因地制宜的土方法，逐步在作战部队中推广，有效地控制了疟疾的传播，受到了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褒奖，八路军总部通报全军表扬了他，并为他颁发了陕甘宁边区奖状。 青霉素是医治战伤和多种感染的特效药，但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两个国家能生产，比黄金还贵。傅莱看着根据地伤病员因感染牺牲，下定决心研制青霉素，挽救万千军民的性命。1945年3月起，被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的傅莱利用美国援华委员会提供的青霉素菌种和一些书面材料，在延安城东柳树店村的窑洞里，利用艰苦简陋的医疗设施，开始了试制青霉素的实验。 没有培养细菌的恒温设备，傅莱和助手就利用附近山坡上的一处窑洞，建造了一台“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没有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就用人工抱着发酵瓶振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就这样，1945年5月，在经历了50多次失败后，傅莱和他的两位助手终于开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外用的初制青霉素，大幅度的降低了战士的感染死亡率，拯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 《解放日报》曾发文写道：“青霉菌素，是世界灵药之一……现经傅莱医生苦心研究，竟在文化落后的边区试制成功，对保障人民与干部的健康，增强抗战力量，将有莫大功绩。” 傅莱还参加了解放天津的战役，天津市委党校地方党史研究处工作人员曹冬梅介绍说，在解放战争天津战役中，傅莱作为华北军区卫生顾问，亲临前线救护伤员。他根据天津战役的规模、参战兵力和特点，及时提出组建多个野战医院的提议，在他努力下，天津周围很快建立了十余个野战医院。他还就手术治疗、药品供应和防偷袭等问题周密部署，从而为顺利解放天津做出重要贡献。 1944年，经介绍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批准，这位奥地利员正式加入中国。傅莱说：“事业是没有国界的。由于我在奥地利有反对法西斯的革命经历，所以我在八路军的队伍中要求加入中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是我深思熟虑的必然结果”。 时任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彭真亲笔签署的批准傅莱加入中国的通知书 新中国成立后，29岁的傅莱选择继续留在中国献身新中国的医疗事业。解放初期，他长期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疾病的调查和防治工作。1953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傅莱毅然加入了中国国籍，从一位中国人民的友人，成为了中国人民的一份子，享受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傅莱自豪地对朋友们说：“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他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民的命运完全融为一体。 1962年，傅莱全家回奥地利探亲时，有人猜测他必然不会再回中国了，而他却如期归来。傅莱说：“我在中国参与了一项伟大的实验，这就是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个实验至今还在进行，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将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半途而废。” 此后数十年间，傅莱成为中国医学信息现代化工程的倡导人和建设者，领导建成我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结束了中国医学文献手工检索的历史；他历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努力为发展国家经济和医药事业改革建言献策；曾获陕甘宁边区政府奖、国家卫生部科学贡献奖、中华医学会奖，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2004年，傅莱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逝世前他立下遗嘱，愿将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供研究之用，并安葬在河北省保定市唐县的晋察冀烈士陵园，这里还是白求恩和柯棣华的墓地——三位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医生相伴长眠。傅莱把自己永远留在了中国这块热土上。 他虽然外表跟我们不一样，内心里却跳动着一颗真正的中国心。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他从来就没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他常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从维也纳到延安，从天津到晋察冀的山山水水，傅莱的一生紧密地与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国人民联系在了一起。他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豪言，却用65年的不离不弃证明了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也是中国自成立以来，所有外籍党员中党龄最长的一位。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正是像傅莱、白求恩、柯棣华这样的国际战士一起，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结下了深厚友谊，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天津市委党校地方党史研究处工作人员曹冬梅表示： 国际友人长期的支持，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道义上的、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使处于水深火热、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感受到了朋友之谊、之情，在鼓舞中国军民士气、增强抗日斗志方面，具备极其重大的意义。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深切同情、全力支持、积极帮助，有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战后的中外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今的和平区云南路48号，矗立着一幢2层德式楼房，砖木结构，上有老虎窗，建于20世纪20年代。这里就是“天津白求恩”傅莱在天津居住过的旧居，也是他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出发站。站在此地，仿佛能够正常的看到86年前，这位意气风发的外国小伙一路追随八路军来到中国，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